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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诗词学会、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,廊坊市作家协会、诗词学会会员,《世界华文作家联合会》、《中国诗文学会》会员,大城县诗词学会副会长,《世界汉诗协会网络分会》常务理事。《大城县书法协会》、《大城县书画研究会》会员。做过教师,会计, 政工员,建筑工程师。为华夏诗词论坛、中国诗词论坛、唯美诗歌论坛、中华诗词论坛、大中华诗词论坛、青青子衿诗苑版主。近来百余首诗歌在文学刊物发表。 主博地址 hbdcdtl.blog.163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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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聂树斌案】何家弘:聂树斌案的司法包袱如何放下  

2015-05-09 10:25:19|  分类: 社会万宝箱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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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聂树斌案】何家弘:聂树斌案的司法包袱如何放下

2015-05-08 第一辩护

来源:财新网

此文原来网址链接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3MDM3MzQxOA==&mid=209289534&idx=3&sn=81248b0069abffefac326e8e6bb0ef03&3rd=MzA3MDU4NTYzMw==&scene=6#rd


注:以下为原来文章和图片


此案举行听证,却不能止步于听证。

如果现在糊弄过去了,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





【财新网】(记者 江雪)4月28日,山东省高院就聂树斌案是否再审举行听证会,引起全国法律人瞩目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证据法学家何家弘也不例外。日前,他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。他认为,聂树斌案虽然是个沉重的包袱,但处理好了,或许也是提升中国司法公信力、完善纠正冤错案件机制的一个契机。



财新记者你一直关注聂树斌案,此前曾呼吁这个案件应该“全民直击”。4月28日的听证会之后,你觉得现在情况怎样?



何家弘:聂树斌案确实对司法机关是一个考验。各方利益怎么平衡是一个问题。回到案子本身来说,事实有一定的模糊性,我也曾提出,有问题的案子往往在证据上是缺失的,在事实上是模糊的。不可能是简单明确的。例如有些案子,死者回来了,那肯定就是错案。而聂树斌这个案子,可能是错案,也可能不是。目前,王书金、聂树斌两个人还不能都排除。但这个案子这样曲折、不清楚,其实也把我国纠正错案机制上的漏洞暴露出来了。



财新记者:漏洞主要表现在哪里?一个案子如果出现问题,纠错的阻力一般在哪里?


何家弘:这其中有利益驱动。另外,从法律上来说错案救济很难启动。从复查环节来说,基本上都是自己复查,除非没有什么可辩驳的,如受害人归来,一般来说很难纠错。另一方面,刑诉法规定不明确,虽然经过修改,对启动再审有规定,但实践中还是比较模糊。
  纠正错案,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阻力。这很好理解,每个地方都有人,有群体,除了个人利益,还有小群体利益的驱动。而且小群体利益往往超越更大的利益。人们为了小群体利益,甚至愿意超越党纪国法。所以纠正错案往往也是和小群体利益的对抗。 一些人明知干了错事坏事,还是尽量维持掩盖,这在小圈子里,可能还是仗义的行为。



财新记者:具体到聂树斌案上,从程序上来说应该怎样做?



何家弘:从我与最高法院的接触来说,这个案子确实是一个包袱。一个案子这么多年,社会反映这么强烈。最高法是想通过这个案子提升司法公信力的,但做不好也会适得其反。这次异地复查,看得出最高法也在完善纠正冤错案件的机制,想弥补制度缺陷。这是有积极意义的,要肯定,虽然还是司法机关自己查,但毕竟是异地,阻力会间接一点。另外就是举行听证会。这些年我也在呼吁,冤错案件应该引入民间机制。这次听证会,也有这个目的。但最终来看,程序设计还是不够。我的理解,他们是怕失控,所以虽听证而不彻底。例如听证人员的选择,从民间选择代表,很好,但怎么选出来,应该很好地设计,尽量公开透明。搞听证,重要的是明确听证人员是主体,不能最后还是法院说了算。如果最终说:合议庭充分听取意见,如何如何,这是很难被人们接受的。起码应该公布每个听证人员的具体意见,不能含混。虽然出于保护的目的,不能公布名字,但听证人员可以有代码。在听证会的程序正义方面,我们关注不够。本来很好的事,初衷很好,程序设计有了漏洞,效果就会打折扣,漏洞还可能会被放大。



财新记者:你此前呼吁过在纠正冤错案件方面,引入民间机制。例如在聂案中,由三到五位有声望的学者组成专家评议组,独立给出意见。目前是什么状况?



何家弘:可能这样的建议还是有点超前,目前并没有被采纳。关于民间机制的介入,听说最高法也在考虑。听证会算是一种尝试,就看如何能制度化,长久地做下去。
  

财新记者:具体到聂树斌案子,你有什么样的期待?
  

何家弘:我的感觉,聂树斌案影响这么大,一定不要让聂树斌案成为中国司法的耻辱。如果现在糊弄过去了,也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几十年后,人们怎么看待?所以,司法决策人员要有一些理想主义。为了法治的追求,甚至要有一些牺牲。不能迁就小群体利益,或者一些重要人物的利益。另一方面,平反错案要和错案责任追究分开。老是捆在一起,那就是生死之战了。有些人要丢乌纱帽,就会拼死拼活来维护。所以,司法决策者应该看得更远一些。

财新记者:纠正错判与责任追究如何进行?你曾呼吁要有宽恕。但这个责任的“赦免”谁来决定?
  

何家弘:对有关人员的错案责任追究,我们不一定叫“赦免”,但具体进行时可以坚持过错原则。也就是追究责任的前提是有明显过错。如果有贪赃枉法、刑讯逼供的情况,而不仅仅是因为对案件的认识,对证据的判断存在错误,那就要追究责任。但如果不是这样,就可以考虑不追究,毕竟那时很多案子都那样判了的,也要看当年的法律规定。当然,在今天启动再审,要根据今天的法律。
 

财新记者:内蒙古的呼格图案在纠错后,很快启动了错案追究制度。
  

何家弘:许多错案,确实也很惨,但把所有的仇恨都放在当年办案的人身上,也是有问题的。当然有些警察确实很恶,一开始抓人的时候,可能不知道是错了,可有的后来已经知道错了,还折磨人家,这是很恶的,可以追究。如果不是这种情况,也没有徇私枉法,就不一定追究。很多问题是历史条件限制造成的,社会要进步,要有一定的宽恕和妥协,老是纠缠,冤冤相报何时了,也会让原来过失的恶转化为故意的恶。那些人一开始是做错了,后来为了维护错误,就成了故意的恶,毕竟人都是趋利避害的。其实很多单位有工作失误,大家都会想办法,为了部门利益,千方百计掩盖,这也是不正当的,不合法的。但我觉得,社会往前走,还是有要宽容。而且好多法律制度的出台,背后一定有妥协,一定要针尖对麦芒,那肯定就出不来了。

财新记者:具体到聂树斌案,启动再审的可能性多大?
  

何家弘:已经影响这么大,已经走到这一步,首先要把听证结果尽可能公开,特别是如果决定不启动再审的话。但我觉得,这个案子走到这里,一定要启动再审,而再审又是一个挑战。我说过,通过异地复查以及听证,可以给法官两个借口。一个是民众的意见,你可以说民众的意见是不再审。但另外一个选择,是你可以用听证的结果对抗有权有势的人。关键在法官你要认那一个。

  

启动再审不一定是翻案。但对中国来说,法律注重的是再审前的审查,条件要求很多。如果启动再审,基本上是认定错案了。 但从法理上来讲,启动再审只是一个程序。接下来究竟是否改判,这是很专业的判断。现在是五人合议庭,到时是这5个人再审,还是另外组成合议庭,都不确定。
无论怎样,这对司法机关肯定是一个挑战。再审也是最后一道防线。所以,这个案子,司法机关的领导得有个明确的认识。老百姓不是那么好糊弄的,不能说谁都不伤害,让这个案子过去,只伤害聂树斌,除非你有非常充分的理由。
  

财新记者:聂树斌案件里,口供在证据中占了重要位置。
  

何家弘:让我来看证据,特别是新证据——王书金的口供,从常人来分析,他那为什么要编造这样一个案子?虽然说有些描述和现场不吻合,但这太正常了。我10年前在电视台做节目,按说这也是重要的事,但让我记忆起来具体情况,太难了,只能记住基本的事。王书金也是一样。何况聂树斌的口供有那么多问题。不能单纯比较,说聂树斌的口供更吻合一些。这不说明问题,何况你不能排除刑讯逼供。
 

具体到这个案子,如果没有口供,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聂树斌干的?可以说,口供拿掉,基本上没什么证据。按说要认定强奸,至少应该有生物学上的鉴定,把聂树斌和这个案子联系起来。其实强奸案件,在1994年国内在北京已经可以做相关鉴定了。河北离北京也不远。关键你都没有提取,当然,也可能当时提取了,后来没有了。 这都是有问题的。
  

所以,办案机关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,即使有一定的模糊性。这有利于中国司法的进步。如果还在这里死扛,那只能给中国司法带来负面的影响。“让老百姓在每个案子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,这不能只是口头的好话。
  

财新记者:如果说这个案子是中国司法的一个沉重包袱,那这个包袱会转化为建立纠错机制的动力吗?
  

何家弘两年前,在最高法院座谈时,我就曾说过聂树斌案的纠错机制问题。这确实是个沉重的包袱。但如果做好了,可以转化成为一个有利的、可以推进制度改进的机会。
其实其他国家,很多证据规则的进步背后往往也有冤案。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,没有冤案,我们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出了问题,漏洞暴露出来,放大了。借助这个力量,我们来改进。所以,今天,必须在司法改革中抛弃小群体利益,带着理想主义的法治精神去改革。我也说过,让普通人都信仰法律,是不现实的,毕竟法律不是宗教。但我们的法官、检察官、法学家可以把法律作为一种信仰,来推进制度的进步。这在中国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。
当然,学者说话也可能没有负担,说起来轻松一些。司法决策者们可能考虑更多。但这个案件,必须考虑到中国法治进步这个大利益。如果只是考虑小群体的利益,中国就进步不了,原地踏步,甚至走半步、退回来。然后老埋怨别人,为什么上一代的法学家没有制定好的制度?但再过20年,还有人会埋怨我们。不能老是埋怨前人不种树,又把种树的责任留给后人。所以我们需要一批带着法治理念的人,来种树,把树种活。
我们也需要一个机会,把这个沉重的包袱变成一个大礼包,变成一个动力,来提升司法的公信力。
具体到这个案子,我觉得要能明确纠正错判,对那些证据,只要没有达到法定的标准,或者说根据证据,如果是王书金的可能性更大,就要确定聂树斌无罪。
  

财新记者:你说到在纠错制度方面,要有民众参与,这和司法专业化是否矛盾?
  

何家弘:说到司法的民众参与,其实司法的专业化和民众的参与是需要平衡的。司法是有专业性,但也不是完全和看病一样。司法是做裁决,不是简单的求真活动。很多案件中,关键是裁判能被接受。司法不能仅仅停留在真相上。错案追究有民众代表参与,有助于提升裁判的公信力。也许再过二三十年,社会相信精英法官,社会也相信法官的判决是正确的。但今天我们的司法不具备这个公信力,司法改革也包括提升专业人员的素质。在现有的状况下,引进民众的力量也是司法改革的需要。

转载自公众号: 财新网

2015年05月09日 - 探索:杜铁林 - 杜铁林的百花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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